陈纳德的鲨鱼----美国陆军航空队23战斗机大队(2018修订版)

23th Fighter Group ‘Chennault’s Sharks’(2018 revision)

本站的前言

本文是好友双垂尾骑士的翻译作品,经过授权转载到本站和大家分享。原文是Osprey出版社发行的Elite Units系列的第31本——《23th Fighter Group 'Chennault's Sharks'》作者为Carl Molesworth。文中各种观点、数据等只代表作者本人的意见,仅供参考。本文仅供军事爱好者和模型爱好者的考证参照,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

2018版修订说明

双垂尾骑士对文中的错误做了修订,调整了部分结构,补充了部分内容,新加大量图片。我对页面代码做了调整,手机直接浏览更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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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虽然美国志愿航空队(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的历史被过分掩盖,但美国陆军航空队(USAAF)23FG大队也许为盟军于中缅印战场的胜利上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美国空军的官方网站注释着:23FG大队在空战中击毁了621架敌机,在地面上又摧毁了320架,击沉了131000吨并且重创了250000吨的敌船,最后,23FG大队给敌军造成的伤亡总数超过2万人。

这样辉煌的战绩是在24000多个战斗起落架次以及总共超过53000个飞行小时里获得的,付出的代价是在空战中损失110架飞机——另有90架飞机被高炮击落、28架在地面被摧毁。

经作者统计,有32名王牌飞行员在23FG大队取得了5架以上的战绩,另有8名王牌于23FG大队服役时取得了至少一架的战绩。然而,飞行员不会自己去编写这样的材料,这完全是一个团队的成功,还有大批的地面人员来支援他们的空中战斗。其中许多人于中国服役超过了三年才回国,他们的技术以及对责任的忠诚不能被忽视。

本书封绘:1943年12月27日,23FG大队76FS中队的P-51A和P-40K在中国遂川机场附近与日本陆航第11和25战队的キ-43-II一式隼战遭遇。24小时前,76FS中队在新任中队长约翰.斯图尔特上尉的率领下刚从桂林转移到江西省赣江边上的遂川机场。日本人的情报对这片区域了解得非常清楚,因为驻扎在广东的日本陆航第3师于第二天对这里发动了一场空袭。

得到了来自预警网络关于敌机正在接近中的消息后,7架P-51A和7架P-40K于11:30紧急升空。大约11:45左右,6架キ-48九九式双发轻爆在1500英尺高度从南向北把机场犁了一遍,炸毁了一架在停机坪上的B-25和76FS中队一架待命警戒中的飞机。同时斯图尔特上尉率领着一支混合编队从基地上方12000英尺高度处直接向护航的キ-43发起攻击,接下来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空战,之后斯图尔特声称可能击落了一架“奥斯卡(美军对一式隼战的称呼)”。在这场战斗时候,他手下的飞行员除了一人以外全部都宣称获得了战果,其中5架キ-43被确认击落。这对于中缅印战区联队战绩来说是不同寻常的准确,因为第25战队确实损失了3架キ-43,而第11战队损失了1架。

在这些阵亡的日军飞行员里,就有第25战队2中队的中队长尾崎中和大尉,一名19架战绩的王牌,他坠毁于遂川西南10千米处。相反,日本人声称获得了10个战果,但事实上76FS中队只损失了1架P-40K,这架飞机由罗伯特.谢弗上尉驾驶,后者报告到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

“我当时驾驶着P-40 112号机,直接对准一架‘零战’的尾巴冲下去,这时我感到了发动机在跳动,我朝下往歧管压力表望去,看见指数正在下降,并意识到我被击中了。我试着使用油门并重新获得控制,但是根本没有用。机场上的空战还在继续,同时,我的水银柱显示只有20英寸。我决定将飞机降在某个地方,用各种不同的控制把飞机的发动机关掉,把副翼全部放下来并用机腹硬着陆。我冲过头了一点,然后又反弹到8英尺高,最后停在了另一处沙坝上。"

本书的封绘

23FG大队的发展和他们杰出的战果一样重要。在战斗轰炸机的战术运用方面,他们首次为美国空军树立了此类作战的典范。但是23FG大队的贡献远不止这些,比如复杂气象条件下的侦察、拍照甚至是战斗运输——于1944年的长沙-衡阳作战中使用战斗机为处在日军包围中的中国军队投下装满弹药和补给的箱子。

每一年,这些23FG大队曾在中国服役的老鸟们都举行一次聚会,出席者聊聊无几,但是在最高峰的几年里出席者超过了100人。他们花了几天时间回顾了他们60多年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在中国共同战斗的那段日子。那段经历至今仍旧记忆犹新,并没有多少改变,老的战斗故事再次被提起时,笑声在他们中间回荡,他们的手先是提起,然后比划下来,以此描述他们很久以前参加过的那一场场空战。

尾部编号白7的霍克81是罗伯特.尼尔(Robert Neale)在AVG的座机,他在1941至42年间任AVG第一驱逐机中队的中队长。虽然他只是一介平民,但是却在23FG大队成立之初的两周里作为大队长服役。

罗伯特.尼尔在AVG的座机

我非常荣幸的于1991年10月出席了在佛罗里达州沃尔顿海滩(Walton Beach)的一次这样的聚会。在一个温暖的下午,我和他们站在埃格林(Eglin)空军基地(沙漠风暴战绩最辉煌的F-15C联队——33FW联队的驻扎地),观看了两架威猛的喷气式战机的空中飞行表演,最后,飞机着陆并向观众们滑行。当它们慢慢靠近的时候,我可以很清晰的看见深绿色的A-10雷电II在鼻子上涂着似曾相识的涂装——令人熟悉的鲨鱼嘴和眼睛,就像观众席上的那些前辈一样,这些飞行员也是经历过战火考验的。当年早些时候,美军在联合国授权下组成联军,并将伊拉克人赶出科威特,23TFW联队在沙漠风暴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本书中的大部分资料以及作者之前出版的《Sharks Over China》一书都来自于1991年10月这次聚会中向老兵们收集的资料。此后的很多年,我都与他们大部分人保持着联系,很荣幸的是,这些老兵成为了我的朋友和心目中的英雄。我希望他们能够认可我对23FG大队战史的整理结果,以此对他们在全世界自由和民主受到威胁之际为国家所做出的牺牲而表达的敬意。(PK注:海湾战争后美国空军进行了编制调整,23TFW战术战斗机联队改叫23FW战斗机联队,A-10也换成了灰色的涂装。)

23FW联队本部的A-10C 81-0964,座舱下的一颗绿星代表着1991年2月15日沙漠风暴行动中托德.谢伊(Todd Sheehy)上尉用GAU-8航炮击落一架伊拉克米-8直升机。垂尾顶部刷上了74FS和75FS中队的颜色(黑白相间的格子和蓝底白色闪电),莫迪基地的尾码是FT。

23FW联队本部的A-10C

现代23FW联队队徽,驻扎在乔治亚州的莫迪(Moody)空军基地,飞机尾码FT。右边是23FG大队队徽。

中国的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爆发比起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美国拖入战争早了近10年。日本人从1931年沈阳的皇姑屯事件中就展现了他们侵吞中国的野心,1932年初便占领了东北的满洲里省----中国矿业和工业的心脏地带----被日本人控制了。整个30年代中期,尽管有条约限制的日军在长城以北的活动,可是日军和中国军队的冲突不断加剧,最后是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

感觉到对手存在的压力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内战就停止了,而这样使得整个民族更加团结,更加难以在武力下屈服。1937年7月7日,日军找借口在北平的马可波罗桥(卢沟桥)附近煽动,近而与中国军队交火。几天后,日军开始朝中国内地推进,全面战争爆发。总统蒋介石(Chiang Kai-shek)的指挥下举步维艰,北平很快陷落,接下来是12月南京的沦陷,1938年10月,广东的一系列沿岸港口和汉口被丢失。1939年2月,海南岛被攻占,此时中国境内绝大多数占领区的抵抗也停止了。

1942年8月10日,《生活周刊》的封面人物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上校。1958年7月27日陈纳德去世,作为最高荣誉的象征,他被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

陈纳德

接着,日军又把主力集结在满洲里,1939年5月至9月间与苏联军队大打出手,最后不得不苦涩地接受失败。

蒋介石向中国内陆深处败退,重新将自己首都定在四川省重庆市,数百万难民也跟随他抵达。此时,日本已占领了中国东部所有的港口和交通枢纽,蒋介石与外界的联系也已被阻断,经由英国控制下的缅甸仰光到中国昆明800英里的崎岖公路是他唯一的希望。这条路就是世界闻名的滇缅公路。

中国空军在战争初期的表现是令人尊敬的,他们使用从美国、苏联和意大利等其他一些国家购买的飞机来抵抗侵略者。其中一些成功背后的关键人物就是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的飞行员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上尉,他于1937年来到中国并指导中国飞行员的基础训练。他成立了飞行学校,建议蒋介石购买飞机,并且建立了一套空袭预警系统。一些材料还指出,陈纳德还执行过一些侦察任务并与日机发生过接触,但他的空战战果从未被确认过。

1942年,一架P-40E刚运抵昆明后,AVG的军械员正在调试机枪。1941年,作为霍克81消耗的替代品,AVG接收了30架P-40E,其中幸存下来的18架被转交给了23FG大队。1942年7月4日AVG解散时,他们100架小鹰(Tomahawk,为援助英联邦和苏联建造的P-40B)中的28架也被转交给了23FG大队。

军械官校正P-40E的机枪

最终,弱小的中国空军被不断增派而来的现代化的日机所耗尽。1940年4月起,日机开始了对重庆的一系列轰炸,很快,日本海航的新式战斗机,三菱的A6M零战开始出现,在天上扫荡中国空军残存的飞机。然而,陈纳德此时已充分了解日机的性能,同样还有日本飞行员以及他们指挥官之间的战术和战略部署。中国人在日本人的肆意扫荡下损失惨重,陈纳德决定让这些信息发挥其用处。1940年10月,他回到华盛顿,和中国驻美大使宋子文(Soog Tse-ven)一起讨论从美国购买新飞机来改善中国空军的现状,这趟行程的结果就是1941年夏AVG的组建。

陈纳德这个宏伟计划的关键就是在他的作战区那日保持一个完整的空中预警系统。这个复杂的网络包含了大量的地面观察员,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国平民。他们用无线电和电话像一个网格子一样联系起来。1937年,当陈纳德抵达中国后,他立马就开始修建这一系统,而且在1942年,绝大多数的观察员都活动于敌后占领区。在无线电专家约翰.威廉姆斯(John Williams)的指导下,这个网络于1940年被急速扩大,以便信息能够及时的传递到陈纳德的指挥部,然后组织战斗机来拦截入侵的日机。

据说这个网络是如此有效的工作,以至于日机刚从汉口升空几分钟,800英里外身在昆明的陈纳德就知道了日机的动向。而其中只有几次没能成功的提供预警消息。他对这个网络的信任使得他可以将自己手中稀少的飞机部署在靠近前线的机场,同时不必害怕敌人把自己的飞机摧毁在地面。

敌后大量平民所组成的警报网为23FG大队提供日机来袭的信息,在机场上,地勤于机场指挥部旁挂起灯笼来通报危险的程度。这里,照片显示桂林机场的上挂出的两个灯笼显示日机正在来袭,战斗机起飞拦截,当挂出三个灯笼的时候则表示空袭迫在眉睫。

地勤在机场指挥部旁挂起灯笼来通报危险的程度